大国崛起看中国城市写意新格局

作者：发布时间：2021-03-22 13:58:46来源：国际商报浏览次数：786

 正值各地纷纷制订本地“十四五”规划建议、各大中心城市尤其一马当先之际，这些中心城市需要充分认识清楚：国家崛起对自己的城市意味着什么？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既不踏空错失机遇，又不误入歧途反受其乱，并对机遇带来的副作用具备充分的前瞻性认识，以利应对。

为什么？因为中心城市的发展及其规划，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凝聚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实绩举足轻重；而中心城市的发展实绩，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国家发展大势的带动。如果国家处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洼地，那么这个国家的中心城市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也不过是边缘之地；如果国家崛起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和高地，那么即便这个国家内部的边缘之地，也会成为外部众人仰望的发展极。

国势方兴，洪波涌起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越是大城市，越是需要看准国家在全球地位变动的走势，从而准确定位本地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实现本地最大程度的发展；而当前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综合实力加速崛起。在“十三五”圆满结束、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这种崛起在“十四五”期间会更加全方位地体现。

中国加速崛起，首先体现在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进程提速，领先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优势加快拉大。“十二五”之末的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88858.2亿元；到2019年，中国GDP已经扩张至986515亿元，与美国并列人类历史迄今仅有的两个十万亿美元经济体，遥遥领先于其他主要经济体。202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达到1015986亿元，成为全球当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大国，美国等经济体GDP则无一例外全部显著萎缩。

“十一五”之末的2010年，中国名义GDP首次超越日本；现在，日本经济规模虽然仍保持着世界第三的地位，但相对于中国已经缩至中国GDP的1/3上下，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世界十大经济体的GDP规模更是只相当于中国的百分之十几。

至迟从本世纪初起，“中国经济规模何时赶超美国”的话题在国内外学界、政界、舆论界和商界从无到有，日渐升温。而今，由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功，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8%，经济体量与美国的差距也将进一步缩小。

中国官方在制定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时并未明确将超越美国定为目标，舆论也不热衷于讨论这个话题，反而不时对此降温，这种表现其实是一种基于自信的沉着，国内外各界对此话题讨论热烈，认为中国GDP能在2035年之前超越美国者不乏其人。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近日预测，中国GDP将于2028年超越美国，比之前预估的提早5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在见证历史，我们更在创造历史。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主要体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那么，在“十四五”和其后一段时期内，在生产能力继续扩充、升级的基础上，消费和国内市场扩张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将显著扩大。只有做大做强国内消费市场，才能既为中国产业提供无与伦比的需求支撑，令中国制造业得以发掘、实现全世界最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又为贸易伙伴提供日益增多的市场机会。强大生产能力与巨大消费市场两者结合，才能奠定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正因如此，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才赫然提出了第五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笔者整理并计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数据，发现从完成战后经济恢复的1952年到1972年，由于遭受全面贸易封锁，按美元折算，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相当于当年出口总额的9～14倍。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西方全面对华贸易封锁正式解除，中国出口开始高速增长，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到2007年，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规模对出口的比例跌到81%的低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中国国内消费对出口的比例总体呈上升态势：

2015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30.8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41255亿元）的213%。与此对应，从1999年至2015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比重从11.2%提升到了17.1%。

2019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0亿元，相当于同年出口额（172342.3亿元）的239%。同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比重为17.4%。

自本世纪初起，中国越来越多的大件消费品市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在最大的日用消费品汽车市场上，2019年，中国国内汽车市场销量达2576.9万辆，是美国销量（1748万辆）的1.5倍。今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可望超越美国，跃居世界最大国内市场；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的优势还将持续显著拉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提出“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国消费市场相对规模的这一变局，则意味着未来我们将见证越来越多贸易伙伴与中国市场、中国规则接轨。

国势决定中国城市国际地位

国势决定着中国城市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技术、文化发展从领行世界转向全面落后，即便是受益于五口通商、太平军兴，从松江府下县治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也相当低下，在不少方面甚至低于周边原为中国藩属国、后为欧洲殖民地的一些城市。从鸦片战争后开埠至1870年后数十年，就在上海城市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里，从茶叶、生丝、桐油、猪鬃等原产于中国的传统优势出口商品，到大米、小麦、棉花等国内大量消费的日用大宗必需品，这些货品无论是出口、进口，还是国内贸易近海航运，都日益集中于上海，国内市场定价权相应逐步从其他生产和交易中心城镇转移到上海，而上海产商品的行情则取决于海外，与中国农民、手工工人的生产成本无关：茶价决定于伦敦；丝价决定于里昂；桐油、猪鬃价格决定于纽约；小麦、棉花价格决定于美国小麦、棉花……

最令人惊骇的是上海和长三角居民当时一日三餐食用的大米，米价也是决定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首府西贡和英属印度殖民地缅甸首府仰光，内地对应商品收购价格再在上海口岸价格基础上逐级压低。由是观之，当时上海在国内地位虽然持续上升，但在这些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甚至逐步沦落成为“欧洲殖民地的殖民地”。这样日益沉沦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地位，给当时的中国城市发展设定了相当低的天花板。

今天，中国国势持续上扬，正在给中国城市创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机遇以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大放光芒。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公认的一线城市自不待言，成都、武汉这类新一线城市也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见多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故事，更需要关注的是发展的抗冲击能力，2020年横扫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恰恰提供了一个检验各国、各地区、各城市增长基础扎实成色的机会。应该说，内陆“新一线城市”在这场“大考”中交出了一份优良的答卷：

整理对比2020年1～11月和全年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九项宏观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及其细分项目，可见成都在所有项目上都继续跑赢全国，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贸易出口增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增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近10倍。

随着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随着长江经济带优势日益凸显、潜力日益发挥，预计成都、武汉等内陆“新一线城市”能够在“十四五”至2035年间保持充沛的发展活力。

从历史角度看，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领先世界优势最大的唐宋时期，成都攀上了迄今其在全国经济影响力的最高峰，留下了唐宋时期“扬一益二”的美誉。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巴蜀一隅之地竟能提供整个南宋近1/3的财政收入。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之所以诞生于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的四川，就是建立在当时当地实体经济部门位居全国、全世界前列的基础之上。今天，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回归历史常态，随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日益落实成为现实，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查通过、印发和纳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议，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正在掀开新的篇章。对内，发挥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功能，成为驱动整个中国经济的“第四极”；对外，依托“一带一路”成为扩大开放新支点；成渝双城经济圈在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定位前所未有，前景可期。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进展已经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城市，2019年成都GDP与芬兰相当，而芬兰在全世界约200个国家和地区中GDP排名第42位。随着成都持续发展，相信在全球各国GDP排行榜上，成都能够比肩的国家位次在“十四五”至2035年间还会显著上升。

直面城市发展新挑战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国国势崛起同样不例外，它会带来一系列与此前截然相反的挑战，有些当下成功的操作，也有可能给未来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努力发掘利用国势崛起机遇的中国城市对此要有冷峻的认识。

如制造业基础的长久维护。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我们这个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尤其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部门而单纯依靠服务业生存发展。但从曾带领人类跨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到二战后的霸主美国，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依靠制造业起家的发达国家相继走向产业空心化之路，一系列经济社会重症随之而来，目前已经沉疴难返。

中国国势崛起，国民收入相对于竞争对手上升，国民面临更多更大貌似可以轻松赚大钱赚快钱的诱惑，社会上又存在强大力量可能推动环保等政策法规走向过度苛刻而扼杀制造业企业活力……在这样类似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前夕的环境中，如何避免走上与他们一样的致命歧途？“十四五”期间，我们必须就此开展足够深入广泛的探索。

又如近年一批城市的“抢人”大战，即对本科以上学历者开放落户。这在当前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在“抢人”大战中胜出的城市需要抓住当前青壮年人口净流入、社保收支等形势较好的时间窗口，争取在全国率先落实一些人力资源和社保改革措施，对退出这些城市者提供便利，牺牲一点当前的经济利益，成全相关个人实现其生活质量和自由选择追求，这些城市收获长期的居民人口结构优化、经济社会发展活力长久。在“抢人”大战中胜出的城市不妨前瞻一步，趁现在青壮年人口净流入、社保收支等情况较好的时候，率先改革，允许外来劳动力返乡或流动时带走其在本地的社保缴费，牺牲一点当前的经济利益，但是有利于保证本地人口结构长期活力。

面对新挑战，哪些城市会秉承前瞻眼光、发乎长期责任感而先行一步开展探索？让我们拭目以待。